近日去世的知名音乐家坂本龙一，1980年代曾是日本流行音乐的先锋，领衔YMO乐队进军美国。他初登巅峰之时，日本社会正处激荡变革的时代，一些事件神奇地同时发生，由此造就了“泡沫经济时代”的文化现象。学者原宏之在《泡沫经济文化》一书中说：“那是一段混沌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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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欢时代突然降临
1980年，YMO进军世界乐坛，山口百惠和棒球明星王贞治引退。这一年，校园暴力开始成为日本社会的新问题，校内暴力事件多达1558件。叛逆少年人群“竹之子族”为“刷存在感”，开始在东京核心商圈原宿成群起舞。
日本文化学者原宏之研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时，列举了政治、经济、社会、时尚、媒体等领域的诸多著名事件，绘制了1980~1992年的时事表。他收集当时火爆的广告、流行语、畅销商品、文艺作品等，试图从大众文化变迁的视角回看泡沫经济时期的社会本质。
原宏之认为，1980年代的日本本质上“仍然是贫穷的”，延续了战后“根源性的贫困”。那个年代，人们狂买进口产品的欢愉，只是一种虚幻的富足，并且为1990年代日本社会萧索的气氛埋下了伏笔。
1985年，美国迫使日本接受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日元购买力增强，使年轻人消费进口商品的能力提高了一倍以上。从汽车、服饰到酒，当时的大学生们都有机会享用。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比他们的父辈“昭和男儿”要有福气得多，也形成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同一年，筑波世博会召开，东京证交所面向全球市场开放，连接北海道与九州岛的青函隧道建成，日本政府颁布男女雇佣机会均等的法律……一切看上去都欣欣向荣。年轻人的时尚也在激变，四驱车、CD播放器、电子游戏红白机热销。
由于电视娱乐节目和时尚杂志的影响，女高中生、女大学生受社会宠爱。出轨、博眼球、打工疲惫等热词也从媒体进入社会话语。
原宏之认为，大众文化现象有滞后性，比政治经济大势的变化要晚几年。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初，在人们脑海中盘桓了很久，最终转换为一些人的怀旧心态。在他看来，1980年代是“最后的宏大叙事时期”。而1991年《东京爱情故事》热播亚洲，女主角莉香选择放飞自我，被原宏之视为时代转折的迹象。
泡沫经济文化特别“乐天”，人们都有着令人怀念的自信，充满“简单的愉快感”。这种感觉在泡沫破灭之后再也找不回，并导致一些人心中的丧失感永远无法得到弥补。
原宏之指出，国家经济的振兴有赖于消费的崛起，然而人们信心越低迷，就越倾向于储蓄，持续颓废的宏观经济更没法让人对未来有信心，于是形成死循环。
表面富了，内心仍穷
回看1980年代，原宏之提醒读者，要注意当时承上启下的一面。彼时的日本社会既有经济上的快速增富，也有社会心态上矛盾重重的隐忧，变化急剧，暗流涌动。
书中提到，1983年的数据显示，作为打工人的爸爸们每月零花钱只有2万日元，实行每周双休制的企业仅8%。厚生省调查显示，日本家庭家常菜榜单上第五名才出现烤肉，营养价值高的菜不多。可见随后的日元升值虽然使日本家庭的消费力猛增，但社会秩序和人们心态的变化还需要时间。泡沫经济时代只持续了短短数年，没有给足机会去让人们逐渐调适。
在这种激荡之中，教育、家庭、社会风气方面不断出现问题。1983年，学生暴力、师生冲突等多起事件发生。森田芳光导演的电影《家族游戏》上映，刻画了适应不了学校的高中生及其家庭教师的形象。48%的日本公立高中配备了电脑，教学条件已经很现代，但七分之一的高中校园里有暴力事件发生。
1960年代，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了“所得倍增计划”。到198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升至世界第二，达成并超出了“所得倍增”的目标。原宏之并不认为借此就能判定日本人富起来了，他写道：“工资虽然有所提高，夏天的休假也不过三天，像法国一样长达一个月的休假简直无法想象。”伴随着经济目标的实现，人们的欲望也在不断增长，两者之间的背离越来越严重。
通过1986年的《男女7人夏物语》、1983年的《长不齐的苹果们》等当时的话题电视剧，原宏之分析了当时日本社会典型的青年成长路线——人们普遍认为，从小在补习班和家教的指导下努力学习，就能考个好大学，然后进入一流企业，40岁就能成为“人生赢家”。
“他们仿佛牺牲童年时代来换取未来的筹码”，“虽然没有童年的时间和经验，高收入、小豪宅还有进口汽车会弥补一切”。这两部电视剧描述了没法达到这种标准进路的年轻人，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的目标，日本社会长期把教育视为一种产业来运作，以培养充足的合格劳动力。均一式的教育给青少年带来的压力，迫使一部分人选择叛逆，从1980年代流行的亚文化样态中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一点。
1980年，“竹之子族”出现在东京原宿街头。这是一群穿自制服装的非主流青年，他们以“广场舞”的形式活动，在一些采访中，参与者纷纷表示就是为了张扬自我。无法被学校、集体接纳的感受，令他们选择离开教育体制，投身社群。
《泡沫经济文化》一书译者邹韵说，“竹之子族”让她联想到2008年之后国内兴起的“杀马特”。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经历经济高速发展期之后，成为社会边缘的一群年轻人所形成的亚文化，许多当事人的初衷都是“想要被看到、引人注意”。
邹韵在名古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曾研究出版媒体记录的日本社会变迁，并曾翻译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著作《为了活下去的思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以及记者小林美希反映就业困难问题的《中年漂流》等。
第一财经：原宏之从大众文化现象、流行时尚和文艺作品中解读泡沫经济时代的日本社会，书中信息很多，令人眼花缭乱。你认为这样的做法能真正解读出上世纪80年代的本质吗？
邹韵：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那就是从战后史来看，日本的80年代究竟是后现代的开始，还是现代的终结？在很长一段时间，提到80年代，也就是泡沫经济时期，人们的共识是，这是日本消费主义狂欢的时期、富足的时期。但他认为“80年代的日本仍然是贫穷的”，“80年代延续了战后的根源性的贫困”，80年代是最后的宏大叙事时期。
我十分认可这本书所提出的“年代论”的分析方法。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并不是探究流行文化是如何变迁的，而是针对泡沫经济表象所做的文化研究，分析每个话语，厘清相互关系。所以，“竹之子族”属于80年代，偶像剧《男女7人夏物语》和搞笑艺人组合“隧道二人组”也属于80年代，这些集合形成了80年代的大众流行文化。
第一财经：对于上野千鹤子剖析日本社会的研究，原宏之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国内读者对这方面比较陌生，能否谈谈她在这方面的贡献？
邹韵：《泡沫经济文化》中提到上野千鹤子是日本1980年代的学术新星。当时正值日本学术和媒体的转型，“新学术”指的是1980年代在日本媒体中备受瞩目的学者，上野千鹤子正是其中之一。“新学术”的学者们大多是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是剖析当下日本社会的论者。
上野千鹤子的《寻找“我”的一种游戏》（“我”指的是身份认同）以及后来和三浦展共著的《从消费社会到格差社会——从1980年代开始的变迁》都是对1980年代日本社会的分析。在《寻找“我”的一种游戏》一书中，她说自己作为“近代之人”，总是不自觉地和同时代人发出说教式的感慨“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是……”这种世代间的差异，绝不是简单的“代沟”，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她想要去仔细观察和记录那个年代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这本写于1980年代的书，现在读来可以看作是当时的历史资料和分析，她的记录和感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于泡沫经济文化最为直观的感受。
《泡沫经济文化》
[日]原宏之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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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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